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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元亨也在招股书中坦言，若新能源科技因自身经营业务变化或者与公司合作关系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对公司的采购量大幅下降，将可能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出现较大波动。针对公司对新能源科技的销售收入是否具有稳定性和业务持续性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利元亨董秘办公室发去采访函，对方表示“公司已经与新能源科技形成稳定、良好的合作共赢关系，是新能源科技设备供应商中唯一一家战略合作供应商”。

一位基金市场人士指出，从资产配置的角度看，由于金融去杠杆以及政策监管趋严，优质资产的配置难以凸显，会造成一些活跃资金短线的投资瓶颈。当前，大盘处于震荡筑底的估值洼地，对资产的配置引力也在不断增强，ETF投资取向成为短时间的热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新ETF份额不断增加，增量资金的介入也反映出A股市场目前的底部区域是被相对认可的，这体现出A股市场后期反弹或趋势性反转将成为可能。”上述人士表示，从避险角度看，由于A股市场目前处于底部区域，波动风险依然存在，黄金ETF以及股票型ETF份额增长说明资金追逐宽指数基金对于风险控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当前的复杂局面中，险资也比较重视对ETF的追逐，险资的介入对于后期ETF的增长具有引导作用。

近年系统性金融风险明显上升，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创新频频，但监管跟不上。上面这个图展示的是中国金融监管有效性指数，可以看出，自2013年以来，监管有效性确实在不断下降。可以说，金融风险的根源就是监管的问题，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过去的监管框架对审慎监管不够重视。客观地说，中国改革40年，没有发生过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原因不在于监管做得好，主要是因为两个因素的贡献，一是经济持续高增长，这样就可以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二是政府兜底，一旦出现问题，就由政府埋单，所以投资者信心不会动摇，然后政府可以腾出手来处置金融风险问题，同时努力改变造成那些问题的因素。最典型的案例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平均不良率超过30%，但没有发生银行挤兑，原因就在于政府的担保。后来通过冲销坏账、注入资本金、引入战略投资者和资本市场上市等一系列举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成长为国际大银行。但这样的做法业有问题，反正政府会兜底，降低了监管与机构努力工作的动力与压力，也就是造成道德风险问题，很多风险因素可能会重演甚至放大。2019年爆发的以包商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的风险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银行乱来、监管缺位”的例子。这样的现象持续下去，总有政府兜不住的一天。

此政策有利于港股高等教育板块，提升招生规模：我们认为教育政策频发，投资者对政策的理解逐渐清晰，疑虑在消除，港股教育板块投资热情不断高涨，估值在修复。2019年民办教育的配套政策不断出台，可以看出国家提倡社会力量办学，推动高等教育发展。港股民办高校多为重视就业的应用型大学及专科，与政策相符。当中我们推荐：

12月的调查显示，投资者转向债券的资金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月周期，同时大举转向大宗消费品和公用事业公司等防御性股票。索罗斯“战友”：过去30年每年赚30%的事将不复存在由于算法和量化交易已经占领了市场，索罗斯的门徒——亿万富翁Druckenmiller早已退出了对冲基金业务。

在这个“奇迹”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力量。国有企业看上去效率比较低，但它保持了持续增长，没有造成很多失业，对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问题是，既然效率相对比较低，又怎样才能持续运行呢？答案是需要一个外部支持，最简单的外部支持的方法当然是通过财政补贴。但是在改革开始以后，政府的财政能力一直在不断地减弱，财政收入占GDP之比从1978年的36%下降到1996年的11%。很多地方的政府连吃饭财政都保不住，政府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去补贴国有企业。财政没有钱，但又需要支持国有企业，怎么办？最后找到的办法就是对要素市场尤其是对金融部门实施各种干预，包括干预汇率、利率、银行和资本市场的资金配置、大型金融机构经营和跨境资本流动。跟今天讨论的主题直接相关的干预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正规金融部门把利率压得非常低，也就是说通过政策干预降低资金成本；二是在配置资金的时候明显地偏向国有企业。换句话说，政府虽然没有足够地财政资源来支持国有企业，但可以通过对金融政策，让金融机构将大量廉价的资金配置给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不按市场价格支付资金的成本，其实就是一种变相补贴。所以说，政府在改革期间保留对金融体系的大量干预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支持双轨制改革的策略，对国有企业提供变相的补贴。